林紓自幼嗜書如命，五歲時在私塾當(dāng)一名旁聽生，受塾師薛則柯的影響，深愛中國傳統(tǒng)文學(xué)，從此與文學(xué)結(jié)下不解之緣。但由于家境貧寒、且遇亂世，他不得不為生計終日奔波。閑時他也不忘苦讀詩書，13歲至20歲期間校閱殘爛古籍不下兩千余卷。

　　1882年對于林紓來說是關(guān)鍵而又具轉(zhuǎn)折性意義的一年——從一個窮秀才一躍成為江南赫赫有名的舉人。在擺脫貧困窘境的同時，他廣結(jié)師友、飽讀詩書。愛國心切的他，雖已過而立之年，卻不辭辛苦，七次上京參加禮部會試。原本一心報效祖國的林紓“七上春官，屢試屢敗”因而從此絕意于仕途，專心致志地走上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的道路。

　　1897年，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紓捧著《閩中新樂府》和讓洛陽“一時紙貴”的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譯本開始了他遲來且豐碩的著譯生涯。然而，林紓涉入譯界卻是極為偶然的事，他的譯作如此暢銷也在意料之外。當(dāng)時恰逢林紓母親去世，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。魏翰、王壽昌等幾位好友為幫林紓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譯書。林紓起先再三推脫，最后才接受了這一請求。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得到國人相當(dāng)?shù)恼J(rèn)可，從某種程度上激勵著林紓沿著翻譯文學(xué)作品的道路繼續(xù)走下去。

　　在之后短暫的27 年生命里，他不僅用一腔愛國熱血揮就了百余篇針砭時弊的文章；用犀利、恰切的文筆完成了《畏廬文集》、《諷喻新樂府》、《巾幗陽秋》等40余部書，成功地勾勒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人生百態(tài)；而且在不諳外文的特殊情況下，與魏翰、陳家麟等曾留學(xué)海外的才子們合作翻譯了180余部西洋小說，其中有許多出自外國名家之手，如英國作家狄更斯著的《大衛(wèi)·科波菲爾德》、英國哈葛德的《天女離魂記》，俄國托爾斯泰著的《恨縷情絲》，西班牙塞萬提斯的《魔俠傳》，法國森彼得的《離恨天》，英國司哥特著的《撒克遜劫后英雄略》、笛符著的《魯濱遜漂流記》等。這些西洋小說向中國民眾展示了豐富的西方文化，開拓了人們的視野。它們牢固地確立了林紓作為中國新文化先驅(qū)及譯界之王的地位。至此，林紓被公認(rèn)為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及譯界的泰斗，并留下了“譯才并世數(shù)嚴(yán)林”的佳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