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王有意誅驕虜，椎破銅山鑄銅虎。

聯(lián)翩三十七將軍，走馬西來各開府。

南山伐木作車軸，東海取鼉漫戰(zhàn)鼓。

汗流奔走誰敢后，恐乏軍興污質斧。

保甲連村團未遍，方田訟牒紛如雨。

爾來手實降新書，抉剔根株窮脈縷。

詔書惻怛信深厚，吏能淺薄空勞苦。

平生學問止流俗，眾里笙竽誰比數(shù)。

忽令獨奏鳳將雛，倉卒欲吹那得譜。

況復連年苦饑饉，剝嚙草木啖泥土。

今年雨雪頗應時，又報蝗蟲生翅股。

憂來洗盞欲強醉，寂寞虛齋臥空甒。

公廚十日不生煙，更望紅裙踏筵舞。

故人屢寄山中信，只有當歸無別語。

方將雀鼠偷太倉，未肯衣冠掛神武。

吳興丈人真得道，平日立朝非小補。

自從四方冠蓋鬧，歸作二浙湖山主。

高蹤已自雜漁釣，大隱何曾棄簪組。

去年相從殊未足，問道已許談其粗。

逝將棄官往卒業(yè)，俗緣未盡那得睹。

公家只在霅溪上，上有白云如白羽。

應憐進退苦皇皇，更把安心教初祖。

　　這首詩可分為三部分。第一部分自首句到“吏能”句，是譏時，譏刺宋神宗，王安石對外開邊，對內變法，本想富國強兵，結果事與愿違。神宗即位不久，鑒于宋王朝同遼國和西夏的屈辱和約，有增強兵備，“鞭笞四夷”之意，先后對西夏和南方少數(shù)民族用兵，故此詩前八句首先譏刺開邊。為了鑄造銅制虎符，調發(fā)軍隊。已“椎破（以椎擊破）銅山”，大量采銅，可見征調軍隊之多，這是夸張的寫法；但熙寧七年（1074）九月置三十七將，皆給虎符，則史有明文記載；這一年八月遣內侍征調民車以備邊，十一月又令軍器監(jiān)制造戰(zhàn)車，“伐木作車軸”也是事實；取鼉皮以張戰(zhàn)鼓，雖史無明文，但征集牛皮以供軍用卻與此相似。而這一切征調，誰也不敢怠慢，否則就有資斧（利斧）之誅。蘇軾并不反對抵抗遼國和西夏，他青年時代就表示要“與虜試周旋”（《和子由苦寒見寄》），就在寫這首詩前不久還表示“圣朝若用西涼簿，白羽就能效一揮”（《祭常山回小獵》）；但是，他反對“首開邊隙”，反對為此而開礦、置將、伐木、取鼉，加重百姓負擔，鬧得雞犬不寧。

　　“保甲”四句是譏刺新法的。“團未遍”，寫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（有人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斷腕），還未完全組織起來。“方田”寫方田均稅法，丈量土地，均定獻稅，引起民間訴訟紛紜。“手實”寫令民自報土地財產(chǎn)，作為征稅根據(jù)，“尺椽寸土，檢括無余”（《宋史·呂惠卿傳》），這就是“抉剔根株窮脈縷”的具體內容。“詔書”二句是對第一部分的小結。這些詔書表現(xiàn)了宋神宗對民間疾苦有深厚的哀憐同情之心，但這些新法一個接一個地頒布，事目繁多，吏能淺薄，并未取得實效。紀昀稱這兩句是“詩人之筆”，意思是說它怨而不怒，哀而不傷，沒有把矛頭直接指向皇帝。但卻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、王安石的主觀愿望同客觀效果的矛盾。

　　第二部分自“平生”句至“更望”句，是自嘲。熙寧二年（1069），蘇轍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罷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，神宗問王安石：“蘇軾如何，可使代轍否？”王安石不贊成，認為他們兄弟“學本流俗”。“眾里笙竽”，即《韓非子·內儲說》所載濫竽充數(shù)一典的活用。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說：他早被王安石判為“學本流俗”，像濫竽充數(shù)一樣，平庸得無可比擬；現(xiàn)在突然要他擔任密州知州，作地方長官，獨奏一曲，這就像要南郭先生單獨吹竽一樣，怎么吹得好呢？這是從主觀上說的，接著又以“況”字領起，進一步講客觀上的困難：密州仍然旱災、蝗災不斷，老百姓餓得以草木泥土充饑，作為知州的詩人自己也“齋廚索然，不堪其優(yōu)，日與通守劉君廷式，循古城廢圃，求杞菊食之”，過著“攬草木以誑口”的生活（《后杞菊斌》），更談不上置酒宴、賞舞聽歌了。“紅裙踏筵舞”，是從韓愈《感春》“艷姬踏筵舞，清眸刺劍戟”句化出。

　　“故人”句至末句為詩的最后一部分，是答“故人”（劉孝叔），戲語連篇，尤為曲折多姿。當時，已經(jīng)提舉崇禧觀，過著隱居生活的劉孝叔多次寄書勸蘇軾“當歸”。蘇軾同朋友開玩笑說：他雖“學本流俗”，是“眾里笙竽”，但總比那些盜食太倉之粟的雀鼠即貪官污吏好得多。他們都做得官，卻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樣脫朝服掛神武門，辭官不干了。這既回答了故人“當歸”之勸，又嘲笑了當時一些無能的官吏。接著他稱頌劉孝叔在朝直言敢諫，有補于世，及見朝廷遺使（冠蓋）擾民，就立即自請?zhí)崤e宮觀，歸隱湖山；但“小隱隱陵藪，大隱隱朝市”（晉代王康琚《反招隱詩》），要過隱士生活也不一定非棄官不可。這樣既贊美了劉孝叔的“高蹤”，又為他暫不歸隱作了辯護。最后又轉圓說，前一年相聚時已聞其道之大略，他定將棄官，到劉孝叔處完成這段學業(yè)，只怕俗緣未盡，未必能睹劉孝叔之大道。或進或退，他正惶惶不定，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。據(jù)《景德傳燈錄》載，慧可對達摩說：“我心未寧，乞師與安。”達摩說：“吾與安心竟。”末句即用這一佛典。

　　這是一首七古。范梈說：“七言古詩······須是波瀾開合，如江海之波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復起。又如兵家之陣，方以為正，又復為奇，方以為奇，忽復為正，奇正出入，變化不可紀極。”（見《仇注杜詩》卷一引）蘇軾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點。第一部分譏刺新法，語言相當尖銳，卻以“詔書”二句收住，揭露既深刻，又不失詩人忠厚之旨。然后順手拈出王安石對他的職責，轉入自嘲，轉得既陡峭又自然。既是流俗、濫竿，就難于勝任獨當一面的知州，何況又是災傷連年的地方。蘇軾的話看似自謙，實際卻回駁了“流俗”的指責。時局和他的處境既是這樣艱難，原本應接受故人“當歸”的勸告，但作者卻一波三折地反復申訴“未肯衣冠掛神武”，這就是“變化不可紀極”，這就是“東坡詩推倒扶起，無施不可。”（劉熙載《藝概》卷二）蘇軾詩長于比喻，這首也不例外，如以“紛如雨”喻訴訟之多，以“抉剔根株窮脈縷”喻“手實之禍，下及雞豚”，以白羽喻白云等。特別是“平生所學”四句，紀昀特別稱許說：“妙于用比，便不露激訐之氣。前人立比體，原為一種難著語處開法門。”這四句本來牢騷甚重，但由作者以“眾里笙竽”坐實“流俗”的指責，以“獨奏鳳將雛”比喻任知州，反而顯得風趣、幽默，“不露激訐之氣”了。